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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学运之后】回家乡深耕议题 严婉玲创办「台南新芽」以公民力量

2020-06-12  点赞110   浏览量:961
【学运之后】回家乡深耕议题 严婉玲创办「台南新芽」以公民力量

(芋传媒记者邱家琳报导)野草莓学运结束至今,已过十年光阴,太阳花学运也即将届满五週年,当年的参与者有了哪些新身份?又如何开闢新径实践理想?曾是野草莓干部、太阳花幕后推手的严婉玲,担任过社民党筹备处秘书长,经历 2016 年台南大地震后,决定留在家乡创办非政府组织「台南新芽」,凝聚公民力量来监督市政。

「我选择一条奇怪的道路,没有那幺标準与典型。」严婉玲说明,地方的 NGO 通常会有个比较在意的议题,比较少做市政监督,像台南社大关注环境议题,台南也有很多文史保存社团,新芽则是补足他们遗漏的地方,或做一个串连,让他们跟进议题。这可能跟她自己习惯当协调者有关,导致新芽也不小心成为这样的角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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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婉玲也提到,在地方经营压力团体,与做政党没有两样,只是追求的目标不同,政党要有公职席次、有议员,甚至可以选市长,但如果做 NGO 的话,要强调如何让人民认同,并具有公正性。

经历两年时间摸索,台南新芽逐渐步上轨道。对此,严婉玲坦言,自己比两年前刚回来的时候,接地气很多,她也带了很多台北的社运模式回来,办记者会、工作坊与讲座,但不是每一项都有效果,而谈议题的力道也不一样,在台南谈议题,你更在意的是案子背后碰到的人是谁、有什幺关係,甚至是与空间的连结。

社运的启蒙 来自政大台史所与野草莓

出身府城的严婉玲,生于 1977 年,自小不喜欢被传统束缚,从台南女中毕业后,先是就读政大国贸系,随后重考上政大法律系、师大历史系,2006 年念了政大台史所,开启她对战后台湾史与社会运动史的兴趣,进而与社运圈有了联繫。

国贸、法律与历史等三种领域的训练,为严婉玲激发出不同的思维与视野,也对她往后参与社运时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她说,自己与社会科学出身的人不太一样,商学院让她懂得从效率、如何达到目标的角度思考,法律系令她意识到制度是要去改变或利用的对象,而她的研究兴趣与对社运的启蒙则是在政大台史所明确找出来的。

2008 年的野草莓学运,是严婉玲第一场正式参与的社会运动。她当时已经修完所上的课程,準备要写硕士论文,在野草莓发生的前一天晚上,发起者张之豪、先前参加政大台史所营队的台大浊水溪社学生,问她有没有兴趣来声援他们的行动,刚好她与研究所的学长姐弟妹聚餐,于是隔天下午就一起相揪参加,而她也莫名其妙进入了决策小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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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婉玲表示,她在决策小组的时间没有很久,大概两到三週,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彼此互不信任、下一步该怎幺做,即便野百合的参与者回来分享经验,也没办法给出决定性的意见。之后学生拉起纠察线,有学生证才能进帐棚,试图维持学运的纯洁性,由此都可以看出大家不知如何是好、只能慢慢摸索的过程,最终长出一个很奇怪的权力结构。

野草莓学运虽有决策小组,但採取接近直接民主式的集体表决,任何提案都需要交付现场参与者投票,却几乎做不成决议。对于何时退场,学生们意见相当分歧,决策小组希望展开一项大行动后,就可以离开广场,但有人认为要做出实际的成果才能退场,也有人被时任行政院长刘兆玄的话「这种事挺两天就过了」激怒,决心留下来,导致退场的提案不断被否决。

「我无法忍受,不知道自己负责的对象是谁,每件事情都无法往前进。」严婉玲无奈说道,在第三次提出退场的案子前,她觉得自己把所有人都安抚好,也找到愿意退场的人来举手表决,结果这件事还是走漏风声,想要留下来的学生动员更多人来,最后仍被否决,这让她觉得自己帮不了整个运动,也有很大的压力,于是辞去决策小组一职,并离开广场,直到 11 月底才再次参与游行。

太阳花学运期间 作为NGO与学生的协调者 

野草莓无架构式的混乱、彼此互不信任的状况,让当年不少参与者感到挫折,也造成了「运动伤害」。严婉玲在野草莓落幕后,全心投入写硕士论文,有一两年时间,完全没有接触社运,直到 2011 年,她帮陈文成基金会举办「阅读台湾 探索自己」的徵文活动,跟文化圈、媒体圈有了些交集,陆续参与大埔事件、反媒体垄断与反国光石化等社运。

2013 年 7 月,台湾多个公民团体串连,正式组织「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」,抗议马政府与中国黑箱签署服贸协议。严婉玲也参与其中,并担任执行秘书,协助律师赖中强、台大教授郑秀玲与出版人郝明义等人,召开多场研讨会、记者会与街头演讲,直接涉入后来的太阳花学运。

同年 12 月底,「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」举办大型的反服贸集会,虽然还没创造出全国性的讨论,但议题逐渐烧起来,学生也组织「黑色岛国青年阵线」。隔年 3 月,国民党立委张庆忠宣布完成服贸协议的审查,引发学生与社运团体反对,发起 72 小时连续守在济南路上的抗议行动,而林飞帆与黄国昌等人冲入立法院议场,太阳花学运自此展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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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太阳花学运期间,严婉玲作为 NGO 与学生之间的协调角色。她笑说,她觉得自己真的是「现世报」,2008 年的时候,她很天真,想要什幺物资就打电话给林世煜前辈,到了 2014 年,自己变成接学生电话,负责把东西变成来的角色。

她也坦言,作为协调者最大的挑战是两次学运的合作与信任基础不同,318 的学生主体性变得比较强,与 NGO 的想法不一定相似,里面就会有很多冲突。像佔领议场后,学生仍在思考如何拉高压力,让政府愿意低头,像冲进别的地方,增加更大的能见度,但对 NGO 来说,光是要维持济南路与青岛东路的现场,就已经够忙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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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双方对事情的想像与判断不一样,我在这中间就变成很为难的角色,变成大家指责的对象,冲突有时候会具现在我身上。」严婉玲表示,从她嘴巴讲出来的话,不是她个人的意志,而是 NGO 的集体决议,但学生们就会觉得是她的意思,像 324 佔领行政院事件后,她传达 NGO 并不希望有这项行动,学生就认为她想要切割。

从台南大地震看见跨党派的合作

太阳花学运发生前,严婉玲就被找进「公民组合」,密集讨论如何筹组政党,待学运落幕后,便举办记者会,宣告新政治、新经济、新社会等三大目标,希望告别旧思维,但随着成员越来越多,内部的意见与理念逐渐分歧,最后分裂为两股势力,也就是目前以黄国昌为首的「时代力量」与范云的「社会民主党」。

严婉玲加入范云的阵营,成为社民党创党秘书长,协助开会拟定章程、找办公室,2015 年也计画参选新北市中和区的立委,但因为政党协调的结果,最后决定不参选。她说,不选立委后,她也没有回到秘书长的职位,便低调参与,私下帮助吕欣洁、苗博雅打立委选战,但 2016 年的选举结果令她相当震撼与失落,发现自己被同温层现象迷惑,她原以为社民党能拿到两席不分区立委,但只过了 2.5% 门槛,连 5% 都不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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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大选结束后,还没想好下一步何去何从的严婉玲,先回到故乡台南休息,在 2 月 6 日深夜,遭逢芮氏规模 6.6 的大地震,市区多栋建筑物倒榻。地震后,有年轻人邀请她一同在脸书成立「助台南志工团」,协调物资与发布正确讯息,在几天时间内就获得热烈迴响。

「这场地震让我看到在地年轻人可以跨越党派,愿意在此时来做点事情。」严婉玲感性说道,在「助台南志工团」里面有绿党成员、民进党小党工与前国民党助理,但他们不分立场合作,因为连结这群年轻人的是「青年世代」,而不是特定的政治立场。

以此为契机,严婉玲决定创办「台南新芽」,效仿沃草的模式,透过剪辑议会的质询影片,动员网路与公民力量监督台南市政,其中迴响最大的影片是议员林阳乙在质询时,呼吁警察不要抓「短程酒驾」。这段影片公布后,网路社群纷纷转载、媒体跟进报导,让林阳乙亲自到「台南新芽」粉专留言道歉,表示自己发言不当、酒驾就是要零容忍。

【学运之后】回家乡深耕议题 严婉玲创办「台南新芽」以公民力量

成立「台南新芽」后,严婉玲不断思索「在地」的意义与概念,试图拉近理想与人民的距离,但她认为自己还是有些「离地」。她说,过去这两年,新芽仰赖她的家族支持,所以她一直逃避募款,直到最近办完两场募款餐会,才发现自己少了一些机会去学习,她认为这是自己现在要赶快改进的事情,因为募款是一件比做组织更接地气的事情。

「我的募款餐会既不有趣也不令人感动,没有让参加的人真心诚意觉得我在做一件好事,而愿意掏钱出来支持。」严婉玲自省说,台北场是「剥削」同温层朋友,台南场则是仰赖亲戚与长辈的支持,而不是她真的有能力说服一个陌生人,告诉对方自己在做的这件事很好,应该跟她一起做。

除了监督市政、推广性别议题外,「台南新芽」未来也会着力于台南校园的不当体罚、霸凌与性暴力议题,以及讨论台南县市整合后的差异。对此,严婉玲期许说,新芽该做的事情会继续推动,但未来不只是埋头苦干,也要让陌生人感受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、与自己有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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